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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、笑容可掬,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。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,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“全国青年企业家”称号,2000年的“劳动模范”,2004年被美国《财富》杂志评选为亚洲“年度实业家”,等。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。今天,李拥有“他的”公司6%的资本。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,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%,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。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。2002年11月,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,曾经备受世人瞩目。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?李东生露出微笑。无论如何,他总是很新潮。人们一直认为,中国没有大企业家,没有企业巨头。可他们错了。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,人们会发现很多的“李东生”。在香港,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的专家们指出,中国经济上升的故事并不是所谓的“神话”。他们认为,中国的起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,“中国不过是亚洲讲述的又一个漂亮的故事而已”。这些专家们解释说,如同该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,中国采取了“出口导向型”的经济增长政策。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被它的邻居们重复十多次了。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,中国开始生产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。在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时,它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,原因或者是工资特别低廉,或者通常不用缴纳社会保险,或者币值被低估——这三个优势因素经常还结合在一起。所以,它有着无与伦比的比较优势。销售的所得带来了投资和富裕,促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。海尔的奠基人张瑞敏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位英豪,有一部长篇史诗式的电影——《首席执行官》叙述了他的成长故事。1984年,年轻的政府官员张瑞敏决定弃政从商。在青岛,这座距北京800公里外的港口城市,他收购了一家身陷困境的冰箱厂,紧接着又收购了第二家,再后来是另外几家,全都是冰箱厂。他让这些厂子转产,有的生产洗衣机,有的生产空调等。从90年代初开始,他成为国内无可争辩的龙头老大,占领了全国家电市场40%的份额,而且仍然在不断前进。从他所在的港口,张先生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,他要在那里创造出全球品牌。20年来,海尔的销售额每年增长70%,凭借100亿美元的营业额(其中有10亿是外销),他成了业内的世界巨擘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民意测验表明,海尔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。张瑞敏先生是杰克·韦尔奇的崇拜者,与此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。他并不想就此止步。人们一向认为,中国没有世界品牌。而海尔在昭示:他们的断言很快就要作修正。捕鱼充值每天送10元就在那一年,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:玛格丽特·撒切尔和邓小平。按理说,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。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——联合王国;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——中国。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,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;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,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,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然而在1978~1979年,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,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。

与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一样,中国今后也得为其石油供应的安全操心了。它自己的油井趋于干涸,而需求正在爆炸,如汽车的销售量就日甚一日。中国也热衷于推动其他能源的开发,除核能外,中国还寄厚望于天然气。从现在起到2020年,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供应中所占的份额要从3%上升到10%。国家在天然气建设方面投入巨资,例如,它将铺设一条长达4,2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,相当于万里长城总长的三分之二。这项工程起自大西北的新疆,目的地为上海,计划在2007年竣工,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(占全国实际消费量的三分之一)。从现在起到2020年,中国计划总共铺设5万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!面对中国龙的威胁,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。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——其巨大的“后备军”,廉价的、低素质的劳动力,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。20世纪80年代,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“传统”产业中(纺织、制衣、制革、玩具等)。90年代初以来,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,进入了更加“时髦“的产业(电器、电子、电信、信息等)。其结果是,中国这座“世界加工车间”每年生产了全球70%的玩具,60%的自行车,50%的计算机和照相机,35%的移动电话,30%的电视机和空调,25%的洗衣机,这还没完。发达国家,尤其是美国和欧洲,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,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,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。埃里克·伊兹拉莱维奇先生(Erik izraelewicz)生于1954年,经济学博士。中国的巨大胃口也给转基因作物带来了转机。在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那里,中国领导人看到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善农产品质量的希望。从1986年开始,中国就在这方面积极开展活动,并且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世界领先地位。中国动员了数千名科学家从事这项研究,他们不会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。需要就是法则,即使研究会涉及到许多未知的领域也不要紧。在中国,人们不会太拘泥于谨慎从事的原则,同时也没有若泽·博韦教皇会来妨碍实验室的工作 。美国的产品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,2004年2月,孟山都集团简直喜出望外,当时,中国同意购买它的某些转基因产品(大豆、玉米和棉花),随后又在订单上增加了菜籽油、玉米油和已经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番茄汁。实际上,中国本身也是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大户,位居世界第一——总共有900万棉农栽种了差不多70万公顷转基因棉。目前,中国正在对130多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开展积极研究,其中近10种已获准进行大田试种。

中国成了时髦,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。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,宣示着本世纪初、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: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,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。1973年,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·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——《当中国觉醒的时候》。如今,巨龙已经觉醒,高高矗立在那里。还有一些人,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·布伯里,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《中国人的世纪》一书。现在,这些预言都应验了,并且早已开始。事实上,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,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。在考虑重要的人口问题之前,先不要忘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。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,有4000多年的文明,这对于21世纪的经济并非是不重要的。中国以前经历过许多繁荣时期,它有过众多伟大发明(指南针、火药、印刷术等),它曾长期占据世界海上和陆地贸易大国的地位,也曾长期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强国。根据经济史专家安格斯·麦迪逊提供的资料,在1820年,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%,总产值占28%,人均收入大约是西欧人均收入的一半。这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有着庞大的规模(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),有着独特的发动机(“超级资本主义”),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(高峰时刻)。因此,中国的情况与先前起飞的国家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。这些情况促使人们不得不对理论所没有完全解答的部分提出怀疑,特别是关于发展的时间问题,关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问题。在《未来的天朝大国》的剧本中,编剧解释说,如同其他地方一样,中国人的工资将与世界其他地方逐渐趋同,从而减少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。现在,用一个法国人的工资可雇用30至40个中国人,但随着时间的过去,差距会缩小。可是,考虑到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后备军,又没有工会的制衡,加上国际资本的贪婪本性,人们很难相信壕沟会很快消失。中国的追赶速度将比其他地方慢很多——日本用了30至40年,而中国将用50至100年!中国将长期保持自己在传统工业方面的优势,与此同时,它已经在最先进的产业方面开始了自己的进军,它也将在这些领域建立自己的相对优势,给发达国家带来无尽的麻烦。在世界的另一端,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,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。如果说,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,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在中国,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,而邓公的名言则是“不管白猫黑猫,抓到耗子就是好猫!”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、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。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“硬道理”,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,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。在许多方面,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——“伟大的舵手”——截然相反的做法。他首先解放了农民,然后让工业自由化,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。最为重要的是,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,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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